来源：体坛周报 马德兴
有这样一个段子，用四句话来概括当今社会的各种公开招标，就是“用流程的合规性来保证结果的正确性；用程序的合法性来验证内定的合理性；用竞争的激烈性来证明价格的合理性；用博弈的复杂性来确定权力的唯一性。”
如果把“公开招标”这四个字换成中国足球的“公开竞聘”，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只不过，像工程项目、采购项目等这一类的“公开招标”无需像中国足球那样放到亚洲足坛、世界足坛上去与他国球队在一个公开的舞台上真刀真枪地干，且很快便可见分晓。所以，中国足球露馅最快，自然也就成为了众矢之的，遭遇的骂声与指责声最多。
《足协改变国字号选帅程序 国足选帅先选技术总监》一文中，记者曾提及，中国足协近年来男女各级国字号队伍的选帅工作整体是失败的，并指出根本原因恐怕在于中国足协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部门，对自身的定位与认知出现了严重偏差。其下属的各个部门之间也是割裂的，不是站在统一的高度、以统一的思想来展开工作。”当中国足协再次展开选帅时，窃以为，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以下几点，即“我们要找什么样（what kind）的教练”“到哪里（where）去找”“谁（who）去找”“怎么（how）谈”等。当然，在谈判过程中的责、权、利更要明确。
①首次选帅时的“八大标准”
在系列谈①中，记者曾提及过，中国足协真正意义上的自主选帅始于2002年世界杯结束之后。应该说那次选帅的认真态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国家体育总局根据高层指示精神刚刚组织过一次“大反思”“大批判”，足协前后召开了四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最终拟定了新帅的八个标准。具体包括：
（1）对中国比较友好，愿意帮助我们来提高足球水平。
（2）待人诚恳，愿意听取各方意见，善于合作。这当然也是针对在与米卢合作期间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所拟定的。而且，当时日本足协技术委员会在与特鲁西埃结束合作、选择新帅时也曾有类似的要求，要求新任主帅的为人、性格要能融合到球队中。
（3）对足球的认识水平较高，有较成熟的足球理念。（这其实与现在选帅时要求必须“要有较为先进的足球理念”只不过是换一种说法而已。）
（4）年富力强，有责任心，敢于管理。（这一方面是贯彻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三从一大”的精神，治军严格，强调作风。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前任主帅米卢的所谓“快乐足球”而专门提出的。而现在则换成了更为直观的年龄要求，例如不超过60周岁等。）
（5）有比较辉煌的执教经历。
（6）足球理论水平较高。（这也是在总结米卢执教期间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米卢更多的是实战的经验，在理论方面特别是在向队员讲述时常常无法表达清楚，导致很多方面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7）最好带过国家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002年以及2006年两次选帅时，候选人几乎全部都是担任过国家队主教练或助理教练。）
（8）价格合理。
这八项要求涵盖了从人品到水平等各个方面，不可谓不全面，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足协当时在选帅问题上费了一番脑筋。而且，如果翻阅最近中国足协的几次选帅招聘公告，不难发现：每次所列出的选帅要求基本与上述大同小异。也就是说，中国足协20多年前那次选帅工作的各项准备，为现在的工作打造了一个模版。这么多年来，中国足协的各次选帅基本都没有超出过或者说是突破过第一次选帅时的标准与要求，而像“熟悉中国足球”“熟悉亚洲足球”等内容也仅仅只是更具体、形象化而已。
某种程度上，八项标准回答了“我们要找什么样的教练（what kind）”这个问题，但似乎又没有回答清楚，因为标准看似精准、实质却显得有些空泛，足球场上更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技战术理念等并未涉及。就像中国男足国家队当下究竟更适合哪一种踢法始终没有明确，这才会导致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家队的技战术打法始终在不断改变。
自佩兰率中国队在2015年亚洲杯小组赛中以三战三捷晋级八强后至今的10年时间里，不光是国家队换了十任九位主教练（里皮两次，包括久尔杰维奇此番临时挂帅东亚杯），更重要的是，队伍的打法和要求一直不断在变。从佩兰时代强调硬度、注重身体，到里皮的整体踢法，再到扬科维奇的防守反击、到伊万的菱形中场等等。至于如今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的技战术指导思想与打法更不统一，也就无需再多赘言了。
按道理，对于中国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主教练这个问题，作为最高管理部门的中国足协早应该给出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答案了。但如今连最权威的部门都无法给出一个权威的、令人信服的说法，也就无需责怪外界各方人士的七嘴八舌了，所以责任还是要归咎于中国足协。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恰恰就在于原本应该是精通业务的专业部门充斥着诸多非专业人士，决策时不是用足球思维、而是依然以行政思维左右和决定一切，也就是最通俗的说法即“领导说了算”。这一次，足协希望由外聘的“技术总监”（大概率是位外籍教练）来牵头负责新一任国家队主教练的竞聘工作，而不是像以往由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自行牵头搞竞聘，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和变化。
②“谁来选”比标准更重要
对中国的球迷和老百姓而言，他们最朴素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也可以说是最高要求，就是希望中国足协找一位能率中国队进军世界杯的主教练。所以，米卢为什么始终为中国百姓、球迷所推崇？就是因为率中国队进了世界杯，他们不会在乎韩日不出线是否有利于中国队、国足当时的分组是否有利等。而其他历任主教练，除了里皮之外，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水货”，就是因为没有率队进军世界杯。所以，老百姓和球迷们不断批评和指责中国足协也就不足为奇了。足协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做好，当然就只有挨骂的份，被要求“下课”恐怕也就再合理不过了。
外界不会关注足协为选帅拟定了多少条标准，但对中国足协而言，在自己拟定了这系列的标准和要求之后，去哪里找到能率中国队进军世界杯的主教练？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甚至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而且，这么多年来中国足协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人脉，领导层不断更换，对外交流活动中也一直给人以“生面孔”的感觉，难以建立起长久的合作关系。所以，靠经纪人牵线搭桥便成了仅有的手段与方式。
在整个选帅过程中，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不是这些，最重要的还是谁来选的问题。在今年18强赛中国队与巴林队的重庆之战期间，记者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直言不讳：“我们现在的选帅，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有领导个人的好恶在里面。大家都说中国足球一年换一个样，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足协的领导，或者是更高一层的管理领导不断在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他的喜好能左右很多东西。”
何出此言？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足球里发生得太多了。譬如，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期间，率队出征的足协领导与球队同机回到国内后，都不知道国足的主教练已经被更换了。譬如，近几次无论男、女国字号队伍选帅，每次都找来不少名宿或者在岗教练对候选人进行面试，然后打分、排序。这些选帅专家小组中的本土教练本着对中国足球负责任的态度，完成了工作，并将候选人递交上去。但是，排序首位的候选人几乎没有一次能够最终当选。而面对队伍的失利，外界又会对选帅专家小组中的成员说三道四，让专家小组“背锅”。所以，不少资深教练都拒绝再参与国字号队伍的教练选聘工作。
相比之下，近邻韩日两国足协的选帅工作尽管也夹杂着足协领导人的意志，而且像韩国在去年下半年还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韩国国会调查洪明甫出任韩国队主教练选拔过程、质询是否内定的丑闻，但是，至少负责选帅事务的全部都是专业人士。像现在中国足协女子部的技术总监、德国人穆勒，来华之前在韩国足协担任“人力资源强化委员会（Power Reinforcement Committee）”会长，像前德国队主教练克林斯曼就是他推荐选拔出来的。但在2024年1月卡塔尔亚洲杯上未能完成夺冠任务后，克林斯曼被轰“下课”，穆勒连带着需要负选拔责任，也因此走人、转而来到了中国足协。而日本足协则由技术委员会负责具体负责各级国家队选帅工作，国家队主教练下课，技术委员会委员长也同样需要下课并以此承担责任；女足各级国字号队伍则由女子委员会负责。
这一次，中国足协的选帅尽管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但希望由技术总监牵头负责，恐怕也是能像韩日那样，有更明确的负责人，改变过去选帅中所存在着的诸多问题。当然，最终的情况如何？恐怕还有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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